“1961年3月的一天夜里，您要是再不让修，腿还真或许废了。”何谦压低嗓门，几乎是央求着周恩来。那时北京的春寒料峭，湿气顺着木砖缝往上冒，灯火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。周恩来没吭声，只把毯子往膝上一掖，继续批文件。这段简略的对话，后来演变成一场让整个国务院都“坐不住”的风云。

　　西花厅的来历要往前翻半个世纪。它始建于宣统年间，是载沣为溥仪预备的私邸。宅院不大，却规制完好：垂花门、游廊、耳房样样齐全。北洋时期做过国务院工作地，北平解放前又成了特别市政府衙署。1949年11月，周恩来把丰泽园让给毛主席之后，这才与搬进西花厅。从此，满院海棠与一盏煤油灯陪了他二十五年。

　　问题也随之而来。老房子地形低，日晒缺乏，冬季寒气直钻骨头。周恩来年过半百，仍常工作到深夜，脚踝被寒气折磨得发胀。夜深人静，他会无声地把腿抬到凳子上，毯子盖住，再咬牙打字。目击这一幕的何谦心里不是味道，可他清楚：总理那关不好过——国家三年困难刚刚平缓，百废待兴，他怎能让中心为自己掏钱修房？

　　何谦转了个弯儿。他琢磨到文物保护的“软肋”，一次汇报时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房结构老化，再不抢修就成危房，文物价值也保不住。”周恩来昂首看了他几秒，点允许：“该保持原貌的要保持，但不能大兴土木，缺哪补哪。”一句允许，给了何谦“操作空间”。

　　时机很快来了。春末，总理赴广东从化调查，估计半月不回。何谦趁空档拉来市政修理队，一再叮咛“低沉施工”。可一旦着手，总得处理根本问题：湿润、漏风、老化。所以，砖地换成枫木地板，窗棂缝用新榫头加固，薄棉帘替成呢子帘。卫生间那口斜底珐琅浴盆最要命，老首长一旦脚下一滑后果不堪设想，工人便把钓鱼台国宾馆剩余的带扶手浴盆抬了进来。旧地毯霉得发黑，拆掉后换了库存件。随手，他们还搬来两把软座沙发，想着让总理偶然能靠背伸个腰。

　　说到底，本钱真不高，大都料件归于搁置物资。可工作偏就“栽”在这两把沙发和一张新地毯上，它们在朦胧的灯下格外打眼。何谦自傲总理回京会先蹙眉，然后暗里允许，顶多悄然一句“今后留意节省”。他想错了。

　　六月初，周恩来完毕外事活动返京。黄昏，他迈进西花厅前檐，脚步忽然停住——新漆的门槛亮得晃眼，室内木纹地板把灯火反射到房顶。空气里竟无往日的潮味，一股淡淡木香迎面扑来。可他眉头却一点点拧紧，脸色由惊奇敏捷沉了下去。

　　“何——秘——书！”三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。何谦心里咯噔，仍硬着头皮迎上去。“花了多少钱？”周恩来没进屋，声响压得低却透着怒火。“库房剩料，不多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总理已抬手打断：“问你还想花多少！”这一喝，把院里侍卫都吓得立正。

　　“总理，我是怕您腿再受潮……”何谦企图解说。“捣乱台！”周恩来信口开河淮安土话，随后又补一句“这是不允许的。”他回身就走：“东西全撤！搬走我再进门。”话音落地，背影带着说不尽的决绝。

　　那一夜，西花厅灯火通明，工人们把沙发、地毯、加厚窗布逐个往外抬。浴盆无法拆，地板也已钉死，剩余只能作罢。何谦今夜写反省，写到拂晓笔尖抖得不像话：自己专心想着让总理舒畅，却疏忽了总理垂青的“带头效果”。换言之，一个国家总理若稍纵己欲，下边谁还能守住底线？

　　第二天的国务院工作会上，周恩来开宗明义自责：“们，我家翻修超了规则。若此风延伸，省部级跟着搞，底层怎样办？大众怎样看？”会场万籁俱寂。有人暗暗审察西花厅，发现实际上并不豪华，却仍是被这番表态震住——规范一旦放松，标准就难收。必须得说，总理的忧虑并非矫情。

　　几天后，悄然找来陈毅。老陈看过房子后笑呵呵：“小改动嘛，又不是金镶玉。”他自认为能说服老朋友，成果灰头土脸回来：“周老总死活不搬。”可陈毅的话并非全无效果，周恩来开端反思如安在“公”和“私”之间拿捏尺度。

　　半月后，他把何谦叫到钓鱼台。屋里没有外人，两个人隔着一张素木书桌。周恩来叹了口气：“小何，我不是怪你关怀。我怕坏了规则。要真有人学样，咱怎样管？你难，我也难。”说罢，他用手背悄然拍了拍秘书手。何谦眼眶一热，只说了句：“总理，怪我。”

　　接下来，能搬走的全搬走；搬不走的，写明“库存旧料”，报账时自查自纠。处理完毕，周恩来才拎着那只用了多年的小皮箱，从头踏进宅院。海棠仍旧，地板泛着柔光，他垂头看了顷刻，没有说话，径自走向书房——那里仍只放着一张旧木桌、一把竹靠椅。

　　多年今后，参加过那场“翻修风云”的工作人员回想：周总理由始至终关怀的不是自家那点舒适，而是国家形象和公务员习尚。试想一下，假如连总理的家都高规范装饰，底层干部哪还有心思担负？从这个方面看，他那句“东西搬走了我再进”并非小题大做，而是一种近乎严苛的自我要求。

　　我常跟朋友聊起此事：领难的是抑制。节省或许让人喫苦，但抑制能让准则继续。西花厅那块被钉死的地板，至今仍在，它静静提示后来者——权利的鸿沟，必须用自己的脚去测量，而不能仅靠他人的掌声。